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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如何处理长者照护?(永续退休生活及长者照护研讨会报导之三)

圖:David Ong(左)正主持“借鉴国外经验”环节,身旁是澳洲Knight Frank Valuations主席Samuel Murphy。

 

每个国家皆有对长者护理的处理方式,有的严重依赖政府及公共资源,有的则是依赖私人界。

每个国家有着不同资源、经济系统及法律框架,肯定没有一套模式是可以复制到另一国家身上。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已尝试过多种模式及投入时间比马来西亚来得长的国家,尤其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建立长者退休事业。

这场由肯纳格举办、长乐集团协办的永续退休及长者护理研讨会(SRACC),其中一个场次的主讲人均来自国外,分别是美国、澳洲和新加坡。在这个由Chooi & Company Advocates & Solicitors的David Ong主持的“借鉴国外经验”环节中,这些主讲者分享了他们所在国的经验。

David Ong问道:“当我们想到退休及长者护理时,脑海中立刻闪过的念头必定是生活资助、照护及一般医疗服务。事实上,当中涉及的层面更广,它需要全面及各领域的参与,以完善整个生态系统。在建立这个生态系统时,哪些主要概念是我们需要具备的呢?”

为未来而建设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的副教授Dr Jason Yap分享他在新加坡公共与私人医疗保健领域担任公共卫生医师的28年经验,涵盖公共政策、资讯、市场营销与教育。

他解释,长者护理相当复杂及富挑战性。过往的医疗单位进行治疗后,就把病患送回家;可如今他们需要考虑病患在家会否需要协助及谁人在监管。

Dr Yap说,很多人谈论全面性,但并不了解其真正意义,过程及结果也不依据这目的。

另一个挑战是建设未来。“我们需要意识到事情在不断改变。你的疗养院需约10年时间竣工,因此入住的人也将与现在的有所不同。”

他强调,当我们为长者建立设施时,需要在特别个人化及集中标准化两个设计间取得平衡。

“若政府把大量时间花在诸如家居设计等繁琐小事上,而没有足够时间决定重要的事,就将无法把所有事物整合起来。你会有很美好的房子但却没有通道让人们前往。”

他也说:“建筑、照护模式、人们的需求、工作人员及财务管理,这些皆属于比较大的项目,我们必须先通过对话,把事情弄清楚后再进行下一步动作。”

跨部长级委员会

新加坡非盈利性智库和顾问团队ACCESS 健康国际组织的区经理Adrienne Mendenhall赞扬新加坡通过成立跨部长级委员会(Inter- ministerial committee),把所有在位部长都拉入人口老化课题的相关讨论及对话。

“我们认为新加坡的老龄问题委员会相当特别,它由卫生部主导,各政府部门都派员出席。该委员会的监管责任落在卫生部身上,但它其实涉及所有政府部门。因此,当卫生部召开会议时,与会代表可一起商讨交通、人力资源及教育等等课题。”

“‘活跃老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说法,而作为一个就地养老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愿景,也就是为了让长者保持活跃,我们要他们做些什么,要他们过怎样的生活,如何帮助他们聚在一起。”

据Mendenhall所说,新加坡老龄问题委员会似乎能更全面地共同合作,不像其他国家在医疗健康愿景及实际操作上的零碎。

仍在寻找最佳模式

澳洲Grange Senior Living 创办人暨执行董事Paul Philips说,中国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他在这方面握有第一手资料,因着长期与中国相关领域经营者合作开发长者护理设施。

“中国市场相当特别,它的增长相当快速。中国有超过2亿长者,其中有1.4亿或12巴仙的长者患有糖尿病。此外,中国的独子政策及城市化也将他们推向老龄化社会。”

“中国市场的混乱与马来西亚没有多大分别,即没有建立起一个已可正式运作的养老产业模式。”

“在澳洲,我们已有长者护理的框架,在过去的60年里由政府运作、监管及资助,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十分完善的系统。

“顺应中国市场,目前已开发了数种概念,尝试查明市场所需。”

“F”字母

中国面对的其中一个挑战是资金。

他说:“中国政府现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正探讨着为经营者提供津贴,同时试着寻找外资投入。相较四年前完全没有外资投入在长者护理行业相比,现在已有显著的改变。”

相反,澳洲拥有许多政府资助。他解释道,澳洲政府贡献了大约65巴仙的收入在长者护理设施。

“澳洲政府资助每个居民约5万2千澳币。显然,我们的人口持续老化,这方法并不持久。因此,澳洲政府已采取行动,把医疗护理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有能力的居民必须缴付其费用;没有能力的,政府将提供津贴。”

对退休村、长者护理设施及医院方面皆有专业知识的澳洲Knight Frank Valuations主席Samuel Murphy说,为发展筹资永远充满挑战。

“从我看到的粗略数字显示,包括土地在内,澳洲长者护理设施建设的平均成本,每日约花费20万至25万澳币。这笔钱足够建设治疗室、杂物室、厨房、休闲区,而不仅仅是居民的住宅。因此,持续获得资金将会相当困难。”

政府的角色

David Ong说,政府需要付出更多以推动该行业,更应提高私人界在这领域的重要性以提供退休金及医疗保健援助。

马来西亚是否需要跟随邻国的脚步?

Dr Yap解释道,新加坡是在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这个情况在20年前便已预知,但新加坡也不过是在这5年或10年间,才开始成立老龄计划工作室及跨部长级委员会。

“若要有足够的设施,疗养院的床铺在2020年时必须是现在的两倍,在家支付式服务的需求也将在同时间内增长2.5至3倍。我们刚刚才新开了一家医院,而每3年都会开设新的医院,另有两所将在2022年开办。显然我们正拓展相关服务。

“我们发现不可能完全靠产业经营者去执行。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拥有让中度严重病患复健的医院,这最初的4、5家医院是由志愿福利机构(VWOs)及宗教组织建立。在这4、5家医院建立后,其余的皆是由政府资助,因为该领域已无能力再建造。就连最早的志愿福利机构社区医院,其中超过80巴仙的经费也是由政府资助,剩下的20巴仙资金要去筹获对志愿福利机构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如今,建立一所社区医院需4至5亿新币。”

Dr Yap解释道,虽然政府看似给予相当多的资助,但在新加坡,公共领域其实包括了私人有限公司或属于政府所有的私人医院。这些医院在政府体系外的控股公司下操作。

“所以,它们是获政府资助,但资金并不是交到私人领域中,而是到了志愿福利机构手上。公共领域仍拥有资金的所有权,但责任则落在私人有限公司身上。”

Murphy说,税务优惠政策在澳洲已行之有年。

“90年代初,在发展退休村时有便已推出税务优惠政策。我们允许投资在退休村的资金延迟缴税,以鼓励经营者把钱投资在退休村。如今,我们拥有一个标榜着生活时尚的退休村。

“延迟缴税现已没再施行,但它的确鼓励了许多投资者把资金投入到此领域。”

挑战

相较在各国工作的经验,Mendenhall发现所有的政府都在为成本绞尽脑汁。

“我不清楚美国会如何处理,但疗养院的设备确实价格不菲。”

她解释道:“中上阶层人士也难以负担,一家普通的疗养院每年每人的费用约10万美金。因此,人们开始把自己的产业、房子转到孩子名下,尝试以最快的速度把任何投资项目更换到孩子名下,好让他们可以向医疗保险(Medicare)索求更多,帮助他们支付疗养院费用。”

目前美国人在取得老年健保上也面对难题,有的甚至考虑离婚好让自己负担得起。

在新加坡这种比较小的国家,事情可以快速前进与完成,但它同时面临人力资源的问题。

Philips说,人力资源不足似乎是全球性问题,所以不单单只有新加坡面对而已。

“在澳洲市场,人们预测在未来20年内,注册护士将短缺达2万人,照护人员亦然。”

“整个事业正不断前进,它不仅只是个关怀事业,同时也是服务业。”

当消费者支付更多,他们对设备及服务的期望也随之升高。

Philips说,其中一个解决人手不足问题的方法是,提供培训课程以及提供津贴给训练中心及参与训练的人。

创新模式

尽管挑战,马来西亚仍需寻找最适合的生意模式。

在澳洲,居民以购买债券方式入住长者护理中心。经营者会扣用那笔钱直到该居民离开,同时也会将多余的钱退还。

基本原理是当他们拥有自己的屋子时,会把钱投入其中。如今他们的居所换成是疗养院,那他们把钱投入其中并无不妥,只要他们尚能支付,且不会为了支付而赶走家里的配偶。

Murphy说:“如果经营者建造设施的资金能以入住长者的债券替代,那回酬将更可观之余,也鼓励投资者投资。此外,这也鼓励经营者给予员工更高的薪水。这是其中一个获得员工的方法。

另一个在澳洲实施的模式是延迟管理费模式(deferred management fee model)。

这个模式是指,若单位售价为95万美元,那入住的居民能选择一次付清,或先付少许,直到他们离开及该单位重新出售后,再补上余额。

他说:“我的经验是,若经营者以不错的价格给潜在居民提供他们想要的环境,那肯定大受好评。延迟管理费模式并不会妨碍居民入住。”

Mendenhall说,私人领域对此有很浓厚的兴趣,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参与。

她相信关键在于为马来西亚及其公民寻找到适合的模式。如果退休生活模式不适合,或许可尝试辅助生活模式。私人领域及政府需有创新思维来找出最适当的模式。

他人的经验

马来西亚人能从他人及自己犯下的错误中学习,会是个相当好的起步。

Murphy和Philips坚信在地养老的概念,居民就不需为了迁就自己所需的照护服务而不断更换居住地点。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所需的设备就建在他们住宅周遭或社区内,好让他们可继续维持日常作息。

Murphy强调澳洲有一个计划,可让所有的居民从独立生活转去辅助生活,因这是个包容式社区里的综合模式。

Mendenhall认为,如果相关设施能提供三个级别的照护,及建在家居附近,则此模式将能发挥最大成效。

“小镇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认为人们更愿意住进自身社区内的公寓,因为他们仍可与自己的家人朋友见面、吃饭,过原本属於自己的生活。”

Dr Yap表示,对待退休与长者护理事业需如对待我们的孩子般。

“你需抚养、栽培它们,并提供机会。同时,你需约束及引导,那它们就会以你想像未及的方式成长。在我看来,这个全面谨慎的计划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别忘记你必须从头开始培养。规划的用意并不是要做什么,而是引导及处理每段时间出现的各种状况。”

Mendenhall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最大的教训是不要让政治因素渗入其中。”

“你要如何进行透明的对话?如何把讯息传递给正确的人?如何找到解决的方案?

“我认为解决方案比政治来得重要,这是每个国家都面对的问题。谁对谁错,我是否与你同一阵线或站在哪个立场,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明白普遍的需求,所以要寻求解决方案以及佐证。我们需要有证据证明观点,及该如何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并让此方案凌驾于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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